1940年11月底，十七团集中兵力夜袭永砀公路上日伪军据点-﹣薛湖，计划打通永城和夏邑地区的联系。这一仗，虽歼灭了大部敌人，但有两个炮楼没有打下，天已快亮，只好撤出战斗。刘子仁和蔡政委带二营东撤永北地区，周副团长带一营西撤夏邑，参谋长带三营撤到永南地区。部队进行休整，准备再战。不料，此后团里却发生了叛变事件。
10月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我四纵队主力正在淮上开辟抗日战场，永城以北主力较少。国民党九十二军李仙洲及其他人员，利用其在肖县、永城的地方关系，策动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第六旅十八团团长吴信容和十七团团长刘子仁带领部队叛变，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给当时边区的革命斗争带来很大影响。
1986年6月5日，事变四十六年之后，我在济南军区任纪委书记，在赴河南工作期间，特地回到芒砀山区。战地重游，往事如浮眼前，促使我在1989年发表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篇回忆录。先登载于济南军区《党史资料通讯》第六十五期，后转载于解放军《军史资料》第二十四期。现基本上用原文记在这里。
岁月虽已逝去四十六年了，可豫、皖、苏边区的新四军六支队中发生的震惊边区的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叛变事件，却时常萦绕在我的心间。
1986年6月5日，天空晴朗，我趁工作之便，和秘书张建华同志一起回到当年浴血奋战近十年的豫皖苏边区，并去了河南省永城县。县委书记宋孝思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后又在他的陪同下，我重访了芒砀山区，到当年刘子仁叛变逮捕干部的芒山镇小王楼和当时被捕干部越狱突围的条河乡邵山村，察看了当年的战场，询问了当地了解和亲眼目睹这一事件的几位见证人，并拜谒了在越狱突围中而英勇牺牲的七位烈士的陵墓。我作为当时血战突围的一名幸存者，面对这眼前的一切，心中万千感慨，好像又回到了当年那悲壮激烈、惊心动魄的场面。
（一）事变缘由
抗战前夕，耿蕴斋是肖县国民党区长，抗战初期肖县沦陷后，他拉起了队伍，经我党的统战工作，后编入我新四军，耿任新四军第六支队三总队长。由于当时斗争异常残酷，为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加强主力部队，1940年8月，上级决定调耿蕴斋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员，领导边区地方武装，将原三总队所属的两个团编入四师特务团，留下一营和一个骑兵队约四百多人随他活动。对这一决定，耿极其不满，认为是对自己明升暗降，削了他的人马，夺了他的实权，竟于11月下旬擅自带警卫连离开司令部，回其家乡肖县随吴信容部活动。吴信容原任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1940年夏，旅长谭友林调延安工作，吴认为自己应升任旅长，后来组织决定旅长由饶子健同志担任。吴对此很有意见，他对饶子健耿耿于怀，经常不服从领导，并常和耿蕴斋单独会面，来往频繁，后竟发展到不听上级指挥，私自把部队从司令部驻地龙山集拉出单独活动。
对耿、吴的问题，上级党委觉察后，四师决定派边区党委书记、六旅政委兼保安司令部政委吴芝圃同志去做耿、吴的工作。当时的部署是，尽量争取他们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如实在不行，则依靠十七团团长刘子仁和所属部队借请客为名将耿、吴扣留，依靠地区党委做耿、吴部队的工作，并重新派人掌握。部队当时所以这样部署，是认为十七团政治条件好，刘子仁平时表现不错，又入了党，政委蔡永和其他团领导多是老红军，连以上干部大多是受党培训后派去的，部队党员占20％多。但却没有料到，刘子仁这个伪装革命的投机分子，早就与党离心离德。当他闻讯耿、吴在肖县单独活动后，竟趁政委蔡永去旅部汇报工作之际，以再次攻打薛湖敌伪据点为名，将团直属机关和一、二营拉至他的家乡永城东北的姜楼、王楼一带，靠近了耿、吴，并常与耿、吴来往。当他接到边区党、政、军委员会关于解决耿、吴问题的密令后，当面表示坚决执行，暗中却密告了耿、吴，并与12月9日与耿、吴在自己家里密谋了一天一夜。
12月10日，吴芝圃一行八人，按原定计划抵达十七团驻地附近的东曹庄，当晚吴芝圃主持召开了有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和民运部长谢邦治、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十七团长刘子仁、政委蔡永参加的会议，决定以刘子仁的名义请耿、吴于11日上午12时来刘部驻地吃饭，由吴芝圃出面做他们的工作，然后再视情行事。然而，刘子仁在派人给耿、吴送请柬的同时，又私自给耿、吴写了一封密信，言称：吴芝圃带有神枪手吴守训，将以举杯为令谋害你们，吴、耿兄千万不能来，这是摆的"鸿门宴"。请柬和密信连夜送走后，刘子仁又于11日两次暗中去吴信容部，与吴、耿共同策划叛变步骤，一场杀气腾腾的大逮捕即将开始了。
（二）风云突起
事变发生前，我在十七团政治处工作，与温治平同志一起作为政治处的工作组随二营行动。二营政委范炳炎是党派去的红军干部，营长张宝善和五连连长张怀亮是刘子仁的老下级、同乡，与刘关系密切。12月11日上半夜转移驻地后，五连和营部同驻姜楼，我和温治平同志住在一个房子里。当时发现村里岗哨突然增多，营长张宝善身不离枪，在村里转来转去。见此情况，我和温治平同志都感到今晚可能要出事，于是格外注意周围的动静，"砰！""砰！"突然两声枪响，打破了夜间的沉寂，我们刚要提枪外走，只听"哗啦"一声，门被踢开了，闯进来五连四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端着枪喝令："二营营长通知你们到营部开会！"我和温治平同志对视了一下，心里全明白了。到了营部，只见营政委范炳炎默默坐在那里。我故意高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看了我一眼说："突然事变。"我立即转身向外走，想乘混乱脱身，一个士兵高叫："你干什么去？"我说："上厕所。"在这个士兵的监护下我走出大门，看到四连连长、指导员也被端枪的士兵押过来了，这时想脱身已不可能了。
翌日凌晨，我党派去二营的干部全被武装押送到了团部驻地小王楼，当时村内村外岗哨林立，如临大敌。在一个大院子的门外，团部警卫连的人提着手枪扼守着。我们走进大院，看到蔡永政委、周大灿副团长和一营的部分干部已被押在那里。原来他们是从永砀公路以西，通过封锁线，一夜急行军刚宿营下来，就被以通知开会的名义被扣留起来了。蔡政委头上缠着绷带，殷红的鲜血渗了出来。听说是出事的那天早晨，刘子仁的几个警卫员突然动手夺蔡政委的枪，蔡政委反抗时被打伤头部。
上午10点多钟，原十七团政委、当时任肖县独立团政委的王静敏同志突然来到大院，他腰挂左轮手枪，笑咪咪地向我们走来，刚要和我们打招呼，几个士兵就蜂拥而上，当即缴了他的枪，并把他推到蔡、周所在的北屋里一起关了起来。原来王政委在十七团时曾和刘子仁一起工作过，这次他随部队行军路过僖山附近，顺便来看望刘子仁和原来一起工作的同志，没想到却被刘子仁逮捕关押起来。
一整天中，紧张、愤怒的我们都在小声议论着同叛徒作斗争的对策，悄悄地向看押我们的士兵们宣传八路军、新四军都是为了打日本、救老百姓才走到一起来的，不应互相残杀的道理，揭露刘子仁的阴谋活动。那些士兵有的一言不发，有的轻声地说："这都是上头的命令呀。"被扣的领导同志让岗哨给刘子仁带信，要他讲明用意。这一天，叛徒们忙于调配骨干，向部队作欺骗宣传，一时顾不上处置我们。
天将黄昏时，刘子仁下令部队向东北转移。这时，刘子仁的亲信、特务连连长朱世华，带着十几个士兵和一抱绳子进来。他手里拿着两包大公鸡牌香烟，摇头晃脑地喊道："来，大家抽一支，今晚转移，要请各位受点委屈啦！"大家立刻感到，如果一旦被捆，就会给我们的行动带来很大困难，一定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我们就装作满不在乎地说："大家都是老熟人啦，这又何必呢？只要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大不了的误会不能消除？"他却恬不知耻地说："我是跟刘总队长（刘子仁）干的，他叫干什么，我都干到底。"我们接着又换了个口气说："好，转移就转移吧，你说到哪就到哪，捆不捆还不都是一样。"他犹豫了一下，扭头叫士兵把绳子拿走，随即要大家出来站队。原来我们准备潜伏下一位同志，让他设法去给旅部送信。结果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个，又嚷着要把我们捆起来。我们留下的这个同志为使大家能多取得点行动自由，主动走了出来，并说："我去厕所了。"朱世华这才下令转移。月光下，我们沿着乡村大道行进，两侧都有端枪的士兵押送，后面还跟着二十多个骑兵，现在突围显然是不太可能。
队伍进至邵山村，这里是打游击时团部的老驻地。我们四十多名干部被关进一座筑有高墙、门朝东的大院子里。门内一堵迎壁墙挡着，院内三间北屋地上铺了些麦草，在左右两个窗台上各放着一盏油灯。院子中央对着北屋的门有一张大方桌，桌上架着两挺"马克沁"轻机枪，周围大约有一个加强班担任警戒。我们坐在屋里草铺上休息，突然刘子仁进来了，他见王静敏、蔡永等领导同志都在西头房间，也就到西间坐了下来，假惺惺地说，所以这样做是出于无奈，要大家谅解。团的领导同志当即严厉斥责他这样是非常错误的，对引起的严重后果要负完全责任。王静敏同志还进一步提出，一○三首长（吴芝圃同志的代号）在十八团，他愿到一○三那里汇报情况，协助解决。刘子仁随口回答说："一 O 三也不自由了"。
原来12月11日上午，吴芝圃等人在刘子仁驻地候耿、吴时，一直不见人来，怕有意外情况，即让地委书记李祖明去了解情况。李去后被耿、吴扣留，到后半夜才脱身逃出，向吴芝圃报告说："耿、吴已把我们的干部全部扣留，现耿派骑兵三十多人带三挺机枪来武装请你去。"与此同时，哨兵报告发现一支骑兵部队已包围了驻地。在此情况下，吴芝圃同志为了尽量挽回损失，说明事情真相，争取广大干部战士，决定亲自去耿蕴斋、吴信容处，面对面地进行说服工作。吴芝圃到后，耿、吴慑于芝圃同志平时的威望，不敢轻易动手。吴芝圃同志同耿、吴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傍晚，吴信容让芝圃同志休息，派了三个士兵看守，实际上把芝圃同志软禁了起来。至此，"耿、吴、刘"已完全背叛了革命，彻底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罪恶道路。后芝圃同志设法机警地脱离了险境。
（三）血战突围
我们这些被关押的干部和衣躺在邵山村这三间大房子里，谁也没有一点睡意。大家一致感到，今天的事情绝不是孤立的，"耿、吴、刘"的叛变行为，迎合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磨擦的需要，是又一次反共高潮的征兆。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将对我豫皖苏边区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这场斗争不只关系到少数人的安危，而且直接关系到边区抗日战争的大局，一定要想办法给叛徒以坚决的反击。于是我们都暗暗地商量着突围的办法。最后蔡永、王静敏、周大灿等团的领导决定，今晚以灭灯为信号进行突围。具体部署是，由八连连长梅汉方、九连连长杨友合两同志夺取封锁屋门的轻机枪。这两个同志都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斗经验非常丰富，身强力壮，勇猛异常。让二连指导员晏平仲同志相机夺取带班哨的警卫连班长的步枪，其他同志密切配合，争取一举成功。
12月12日凌晨，月亮落下去了，大地一片漆黑。我们正悄悄地做着突围前的准备工作，突然，西间的灯熄灭了。我们立刻进入了临战状态。这时哨兵说："灯怎么灭了？"我们有个同志回答："没油了，快来添油。"带班的警卫连班长，左手持着一条长枪，右手提着一支手枪，站在屋子当中叫喊着："把灯递过来。"我们的同志故意把拿灯的手伸得离他远一点，要他走近些来拿。这家伙呆头呆脑，不知是计，只好把短枪插到腰里，走近几步，正要伸出右手接灯碗，只见晏平仲同志突然动手，拼死夺过他的步枪，其他的同志随即下掉了他的手枪。这时梅汉方像支离弦的箭，"嗖"地一声窜出门外，一脚踢倒一名机枪手，夺过他的机枪，向着围过来的哨兵就是一梭子，当即就撂倒几个。与此同时，九连连长杨友合也紧跟着冲了出去，同敌方机枪手争夺另一挺轻机枪。敌人扣动了扳机，机枪"嗒、嗒、嗒"地叫了起来，多亏杨友合同志在扭夺中把枪口抬高了，子弹穿过屋檐飞上了天空。其余的哨兵伏在地上向门口射击。我们在屋里齐声大喊："冲啊！""冲出去啊！"愤怒的人流一齐拥向门口，冲在前面的同志有的倒下了，有的冲出去了，有的冲出去就与叛军展开了搏斗。由于屋门口的两扇大门被冲出去的同志带上一扇，因而延长了冲出的时间。叛军的子弹不停地向门口射来，不少同志倒在血泊中。我和温治平同志及五连张副连长紧跟在一起。温治平同志在院子里就不幸中弹牺牲。老张也在夺枪时胸部中弹，他搭着我的背说："小徐，快冲出去！"我说："我们一定要一块冲出去！"我扶着他冲出了大门。大门外是个干水坑，坑南面就是刘子仁住的大院，枪声早已惊动了他们。在刘子仁院门口，一群叛兵急速地向我们射击，老张再次中弹倒下了。这时，一个大个子从我身旁跑过，并叫我："赶快走吧！"我听出这是四连连长李文阁同志。他拉着我，我们一齐越过"抗日沟"，隐蔽交替地迅速撤离。经过一场生与死的搏斗，我们终于冲出了叛军的警戒线，并甩开了刘子仁的追击分队，直向东南方向奔去。
我们突围成功了。被扣的同志多数冲了出来，但是我们的副团长周大灿、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特派员温治平、组织股长盖卓如等十多位同志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外，还有七名干部没有突围出来，仍被刘子仁扣押。后来，刘迫于我军兵力上的优势和我们派人去刘处交涉，刘子仁才被迫将人放出。
我们突围出来的同志一路行动的有二连政指晏平仲、四连长李文阁、六连政指张世荣、八连政指叶英、九连长杨友合、参谋张卫民，一营教导员胡子美和我等十二名同志。当时，我们赤手空拳，身无分文，全凭当地群众的帮助支持，才得以绕过敌人据点，闯过封锁线，经过三昼夜跋涉，经永城以东大回村，终于到达涡北六旅旅部。
饶子健旅长和其他旅首长亲切接见了我们，详细询问了情况，安置我们休息。第二天，我们见到从西路回来的六连副连长王朝一同志，他告诉我们七连在中途也发生了叛变。原来12月12日那天，十七团参谋长冯胜带领三营七连单独到夏邑一带执行任务，没有随营部去芒砀山。从邵山突围出来的三营政委陈迎荣同志于13日下午，在建筑旅部的途中遇到了七连部队。他把刘子仁叛变逮捕干部以及大家血战突围的情况告诉了冯胜参谋长和七连的连长、指导员，大家商量决定把七连带回六旅旅部。就在这天夜行军时，刘子仁派到七连的人，勾结七连一排长纪朝奉等，在途中发生叛变。他们打死了营政委陈迎荣和七连连长、指导员，参谋长冯胜跳下"抗日沟"被叛兵打中左臂后由当地群众把他抬回旅部。这样七连就被叛徒纪朝奉和刘子仁派来的人带走了。又过了几天，蔡永、李佐周、王枫、梅汉方等同志也陆续到达旅部。我们互相谈论着胜利突围的经历，同时也更加怀念在突围中壮烈牺牲的战友和同志。
（四）惩讨叛逆
事件发生后，彭雪枫司令员等领导同志对"耿、吴、刘"做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坚决打刘，孤立耿，争取吴"的策略，并于13日急令五旅十四团和六旅十六团主力分别由淮上和涡北开往肖、永边区，准备对叛军进行围歼。我们这些突围出来的干部，坚决要求参加讨伐叛逆的战斗，旅首长批准了我们的要求。三天后，我们就随五旅北上，在滕海清旅长和张太生副旅长的率领下，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到达刘子仁部的王白楼附近地区。经过几次作战，给刘子仁以重大打击。为了坚持根据地斗争，吴芝圃同志带十六团一部一直坚持在肖、永一带活动，后来党又在肖县成立了独立旅，在夏邑县成立了鲁雨亭总队，同敌人进行了长期斗争。在我军事力量的坚决打击下，刘子仁终于走投无路，最后逃向四川，后又改名换姓混入我军，在"镇反"中终被我查出，在河南商丘地区处决；耿蕴斋、吴信容叛变投敌后也身败名裂。这些人民的罪人，最终都落了一个可耻的下场。
总结历史教训，这是当代人的责任，在新撰写的《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发展》（征求意见稿）一文中，对这一事件，提出这样的结论性的意见："耿、吴、刘的叛变，首先是受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准备投降、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影响；其次是某些与耿、吴、刘有关系的国民党人的阴谋策动；再次是耿、吴、刘的抗日动机不纯，幻想升官发财的剥削阶级思想所决定的；又次是我们在对地方武装的改造和干部使用及处理上也有某些失误之处，同时对他们警惕不够。耿、吴、刘的叛变带来的严重后果，使永以北地区的我方政权大部变色，豫皖苏根据地的形势迅速恶化，对我军以后反顽斗争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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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静静地站在邵山村的小山坡上，悼念突围时当场英勇牺牲的七位烈士时，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他们长眠地下四十六年了，除了村民解放后每年清明来扫个墓之外，谁还能记得他们！七个光秃秃的小坟头，只有一株孤柳相伴！
我向当地的同志建议，把烈士墓修一修，围个墙，栽些松柏树，立块石碑，以慰死者，以教后人。县里同志告诉我，刘子仁的问题，中央有文件给他平反了。说他是在四川又起义过来的。这事我已有所闻。我以为，他在解放战争后期逃往四川，在全国胜利前夕，走投无路，在国民党军队大集团的起义中，他作为国民党的师长，改名换姓再次混入我革命队伍里来，依然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但不管怎样，我党我军虽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有"既往不咎"的政策。可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名八路军的团长，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策应敌人对我军的进攻，带着部队叛变，叛变后随反动派军队与我军作战，破坏根据地民主政权，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压榨根据地人民，罪大恶极，罪有应得。这就是历史。有人还企图把他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后代还要求补偿损失，安排工作，更是可笑了。后代不应受株连，但也不能想靠"平反"来沾光。我认为应实事求是地评判刘子仁：他开始抗日有功，后来叛变有罪，起义过来应予宽大，但绝不能称为革命烈士。他的微功抵不了他的重大罪过。
有的历史事件，事后看简直是笑话，而在当时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刘子仁平反了。而我们被扣突围、继续战斗的同志，几十年来却在多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地接受审查，有时还受到被污辱的不公正的待遇。有的人还利用这一历史事件来诬陷同志，以达到个人的目的。
元股证券:ygzq.hk为此事件我被审查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6年的肃反运动中，当时我在朝鲜志愿军二十一军任副参谋长。军里曾派人到国内寻找当时突围出来的同志，调查我的所谓历史问题。我在南京听几位老同志告诉我，来调查的人叫他们训了一顿。我听了也很生气，但一声没吭。时过三年，直到1959年总部调我出国任武官时，要离开二十一军了，我才提出，要看我的档案，要看看调查的结论是怎么写的。干部处长李朝顺同志把档案拿来给我看过。写着：同意本人自传和自我鉴定的意见。我是把这一事件，当作个人历史上在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表现政治坚定、忠于党的事业的一个例子来写的。
第二次是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时，我任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师长，在陕西省执行"支左"任务。当时各地造反派都在狂热地捉叛徒、抓特务。有的人一听说我被捕过，就听风是雨，借题发挥，"徐师长是叛徒"的风，很快在军内外大刮起来。再加上我十四岁加入共产党，也被人利用，说我有假党员的嫌疑。军部又派人组织调查。我十分气愤。我不敢称什么英雄，但我绝不是叛徒。我不仅十四岁入党，我十五岁就是支部书记，我还介绍了别人加入了共产党。我从1940年以来，在二十一军这个战斗行列里，战斗了二十七个春秋。为什么到现在还怀疑我有历史问题呢？
我对党是坚信的，我还是坦然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事隔近三年，1969年秋，我被调十九军任副军长。当时的军政委刘建功同志到师部找我传达命令时，我趁师政委孙长兴也在场，提出，清理阶级队伍时，对我的调查结论是什么？档案是如何写的？我要求看看。刘建功同志说："扯淡的事，什么结论也没有。还是过去结论的意见。"我郑重地说："今后再有政治风波，有人来调查这个问题，你们两位就是证明人了。"
第三次是1977年，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揭批查阶段。我在二十一军任政治委员。有的人再次抓住这件事做文章，他们抓不到错误事实，就打态度不好；抓不到现实问题，就抓历史问题，大造"徐春阳有历史问题"的舆论。
1980年，我在南京、济南、北京见到一些老同志、老首长。说起耿、吴、刘叛变，都觉得在我军历史上这也是一次不小的事件。经历过这次事件的许多同志，多少年来一直为党工作，可是一遇政治运动，很多人遭受委屈。应向中央组织部反映，以期有个正式文件，澄清这个历史问题。
在解放军总医院，我看到了王静敏同志。他当时任民航总局政治委员。他很生气地对我说："你写回忆录嘛！这段光荣历史还没有机会说呢！"
一气之下，我写下这个不成文的文章，但我是忠实于史实的。我当时用的标题是《对叛徒的回击》。这是一个双关语。我们突围出来，是对刘子仁这个叛徒的回击；今天写这段真实的历史，也是对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的一个答复。我的原稿尚在，只是到济南军区发表时才改变了题目。
当时在一总队工作只有十个月，就这样结束了。但十个月的日日夜夜，给人教益太深刻了，它成了历史上难忘的一页。
徐春阳（1925年1月-2014年7月7日）， 原名徐锡骊，山西省晋城县人。1936年参加牺盟会ETF配资服务门户，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骑兵团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参加过解放济南、淮海、渡江战役。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团长、副师长、军作战处长、副参谋长。1953年参加了金城夏季反击作战。曾负重伤5次，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1963年毕业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后历任师长、副军长、军政委，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离休。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回忆录《血火年华》。2014年7月7日因病在济南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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