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上午10时30分，当悲怆的防空警报声从窗外传来时，我正在做一个采访。
这是重庆连续28年拉响防空警报 ，悼念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大轰炸”中不幸遇难的同胞。
自1941年至2026年，历史的指针转过85圈。
85年前的那个夜晚，24架日机突袭重庆，投下上百枚炸弹和燃烧弹，数以万计的市民涌入较场口十八梯防空隧道，因人员过度拥挤、通风不畅，最终造成众多同胞窒息与踩踏身亡。
日军轰炸重庆
6月5日因此成为重庆最深沉的集体记忆。
自1938年2月18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重庆，至1944年12月19日最后一次对重庆地域的轰炸，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持续了长达6年零10个月。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无差别战略轰炸，并非孤立暴行，而是一个有着明确战略目的、特定实施方式和深刻历史背景的系统性军事行动。
摧毁意志：日军狂轰滥炸的深层原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决定迁都重庆，到1938年12月军事委员会大本营抵达重庆为止，国民党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及其所属各部大都迁至重庆办公。重庆由此从长江上游的工商业重镇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1940年的重庆
武汉、广州会战后，战局进入相持阶段。
一方面，日本深感“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另一方面，日军高层认为“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须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
1938年12月2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大陆命第241号”命令，明确规定航空进攻作战“特别要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枢，并须和海军紧密合作，努力歼灭敌人航空作战力量”。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下达的“大陆指第345号”更具体地提出：
“攻击敌战略与政略中枢须抓准时机，集中战斗力，特别要捕捉敌最高统帅及最高政治机关，一举歼灭之。”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勇指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企图通过对重庆的轰炸，造成大后方经济的破坏，造成人民厌战情绪的增长，并与其政治诱降相配合，从而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
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评价道：
“对一个城市如此长时期固执地进行攻击，不用说在航空战争史上是第一次，就是把地面部队围攻城市的历史包括在内，也是极其罕见的。”
两座不屈之都：重庆大轰炸与伦敦大轰炸的比较
重庆与伦敦是二战期间遭受战略轰炸最惨烈的两座盟国首都。两者在战略意图和实施方式上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显著差别，其根本差异在于轰炸主体的战略处境不同。
从发动时间来看，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开始于1938年2月，大规模的持续轰炸开始于1939年5月，而德军对伦敦的大规模轰炸开始于1940年8月，晚了一年零三个月。事实上，日军开启了对城市的大规模持续战略轰炸的恶例。
配资炒股从轰炸强度来看，1940年9月初到11月初，伦敦平均每天遭受200多架德机的袭击，德国空军共出动飞机4.6万多架次，投弹6万多吨。而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从1939年至1941年出动飞机超过9000架次，投弹近20000枚。尽管单日投弹密度不及伦敦，但重庆大轰炸的持续时间长达数年，远超伦敦大轰炸的十个月，在世界空袭史上创下了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
1940年的伦敦大轰炸中，送奶工仍旧在按照日程送牛奶
从战略意图来看，二者均包含摧毁对手抵抗意志和破坏战争潜力的目标。德军统帅戈林甚至认为轰炸伦敦能造成英国国民的恐慌情绪，德国或许不需陆军劳师远征就能迫使英国举手投降。希特勒宣称：“城市这么拥挤，一把火即可烧毁全城，用燃烧弹就可以把伦敦烧毁”。这与日军企图“以炸迫和”的逻辑如出一辙。
但两者存在根本区别：德军对伦敦的轰炸是“海狮计划”的组成部分，其战术目标明确指向夺取制空权、掩护登陆作战；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则是地面进攻受阻后被迫采取的替代性战略手段，带有更强的政治性：希望通过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瓦解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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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的空袭以摧毁军事工业设施为主，而日军则公然实行无差别轰炸，以人口密集的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区为主要目标，“每次轰炸不仅投下大量爆破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甚至对密集人群进行低空扫射”。
从轰炸后的民众反应来看，两座城市展现了惊人相似的不屈精神。面对轰炸，伦敦市民在废墟中继续生活，甚至在地铁站和防空洞中听音乐、玩扑克；而重庆人民则在炸毁的墙体上写下“愈炸愈强”，编出顺口溜“来嘛，不怕！”。两座城市都在炮火中淬炼出了“炸不垮”的城市品格。
望川兴叹：日军为何不直接进攻重庆
既然地面进攻是比空中轰炸更根本的摧毁手段，日军为何不直接进攻重庆？这一问题的答案深藏于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
重庆深居西南群山，背靠青藏高原，东南北三面有巫山、娄山和大巴山作为天然屏障，这些山脉平均海拔均高于1000米，易守难攻。长江两岸的高耸峭壁夹着湍急水流，以江上舰队逆流而上发起攻击极其困难。从陕西越秦岭经蜀道南下、逆长江而上、经湘西入贵州、先夺取广西再包抄重庆、先占成都再顺嘉陵江而下。
这五条可能的进攻路线，每一条都有大量可供坚守的天险。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军队在这些天险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在长江方向上，中国海军和陆军沿江节节抗击。1943年5月至6月的石牌保卫战，15万中国军队依托石牌要塞，痛击妄图越峡西进的日军，创造了抗战中少有的大胜。石牌一旦失守，日军兵锋就能直指重庆，但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使日军始终未能逾越这道天险。
石牌保卫战
正如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研究所指出，在抗战期间，虽然围绕长沙、衡阳等地进行了多次惨烈的会战，但日军的进攻能力也逐渐被耗尽。
持续的地面消耗战使日军最终无力向四川根据地发起决定性进攻。因此，轰炸重庆便成为日军在军事上无力攻克重庆之后唯一的替代选择。
愈炸愈强：重庆人民的精神力量
六年的轰炸给重庆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据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调研统计，日军对重庆的直接人口伤亡为32829人，间接伤亡6651人。全市17608栋房屋被毁。
1939年5月3日、4日“五三”“五四”大轰炸中，63架日机在重庆城区投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毁、震毁房屋4871间，造成人员伤亡6314人。1941年6月5日“六五”隧道惨案，则造成近3000名市民伤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单次空袭间接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
然而，侵略者的疯狂并没有摧毁这座城市。在废墟上，重庆人民展现了令世界震撼的坚韧。美国记者斯诺写道：
“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1944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亲笔致信重庆市，称赞重庆人民“坚毅镇定、英勇不屈”，他写道：“在此次战争中，给我国奋斗精神以最大的鼓励之事，非此一端，而其中之一即为重庆人民——无论成年男女或幼童——在长期封锁及屡受日军轰炸下所表现出的伟大勇气”。
愈炸愈强
重庆人民越战越勇的精神力量，根植于多重因素。
从地理条件看，重庆山城坚硬岩石便于建造防空洞，冬季多雾天气形成天然屏障，使日机空袭效果大打折扣。到1938年9月，重庆公设防空壕512个、私设防空洞504个，初步构建起防空避难网络。更为重要的是，重庆人民在炮火淬炼中铸造了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
“炸得毁的是砖瓦，炸不毁的是人心；毁得掉的是建筑，毁不掉的是意志。”
这句流传至今的话语，正是重庆大轰炸幸存者的真实心声。他们的不屈精神，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培育的红岩精神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周勇. 日军进行重庆大轰炸目的：摧毁中国抗战意志. 重庆日报, 2014-07-08
[2] 潘洵. 不应忘记的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2022-02-27
[3] 潘洵. 时空视野下重庆大轰炸历史地位的思考（二）——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持续战略轰炸的恶例.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2022-03-31
[4] 重庆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 出自：5461份名单见证日军在重庆的罪行, 2020-09-02
[5] 白孟宸. 不简单的陪都——抗战期间的重庆. 《黄埔》杂志, 2020年第5期
[6] 田姝. 战时首都的对外交融与开放. 红岩春秋杂志社, 201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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